求详细的疟疾在中国的历史
疟疾，又称打摆子，在百度上给搜到如下答案：“打摆子”是疟疾的俗称，在我国的病史有数百年。清代康熙皇帝1692年冬就被这种疾病传染过，后服用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才治好，由此可见这种病的厉害。1949年以前，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得“打摆子”这种病，尤其是那冷得像掉进冰、热得像烤火这种现象是咋回事，更无法理解发病的周期性和定时性。 现代医学科技告诉我们，疟疾是由疟原虫经雌性中华按蚊叮咬传播的一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疟原虫进入人体后寄生于肝脏和红细胞内，并以血红蛋白为养料生长发育，当疟原虫把红细胞胀破时，人体就会出现先冷后热的病理现象。人体寒热发作周期和红细胞内疟原虫裂体增殖的周期相一致。如果没有适当药物治疗，病毒又会进入了新一轮的繁殖周期，并再次引起病人的寒热发作。 1949年前的襄樊一直处于小农经济时代，人们没有这方面医学知识，在迷信和敬畏心理的作用下将疟疾妖魔化。 那时的襄樊，经济破败，民生凋零，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让百姓生活举步维艰，雪上加霜的是战乱、水灾加剧了生活、卫生环境的恶化，一些恶性传染性疾病如霍乱、天花、疟疾横行，每次爆发都会造成数以万计百姓死亡。据《保康县志》记载，1940至1941年保康县瘟疫流行，全县死亡2万余人，占人口总数的20%。百姓实实在在地挣扎在生死线上。传染病中危害人数最多的当属疟疾，在这个死亡瘟神的阴影中，百姓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据一些老年人回忆，1935年襄樊大水灾后疟疾爆发，当时数以万计的难民们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由于水源被污染，蚊虫大量滋生，城里、乡下几乎没有不打摆子的。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都卖得比黄金还贵，多数得病人不是求神拜佛，就是“姜汤、棉被、晒太阳”，每天倒毙街头的难民数不清，惨状触目惊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为解决人民的疾苦，毅然向疟疾宣战。1950年，襄阳地区各级政府利用幻灯片、广播、展览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知识。1952年，襄阳专署成立爱国卫生领导小组，认真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全区开展了消灭“五害”的卫生运动。同年襄阳区开办县级以上综合医院11个，镇卫生所75个，联合诊所174个。1956年又开展了对污水坑、水塘每半月用666粉、223液消毒一次的夏季卫生运动。随着基层卫生组织的逐步健全和群众性卫生运动的持续展开，上世纪60年代末，恶性疟疾在襄樊绝迹。1974年以后，襄阳地区开展了休止期治疗，全民预防服药的措施来防治疟疾，至今未发生疟疾大范围流行。 35年过去了，疟疾这个横行襄樊数百年的妖魔，终于离襄樊人民越来越远。回首襄樊抗击疟疾，我们除了要感激党和政府对百姓健康的重视关心外，不应该忘记多年来坚持在抗疟一线的卫生和防疫工作者们，是他们用锲而不舍的努力加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技术，守护了襄樊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我们当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参考网址： xfrb.hj/Read.asp?NewsID=132314
抗疟药的产生及发展
引起人类疟疾的原虫有四种，即间日疟原虫、蛋形疟原虫（引起间日疟，都是48小时发作一次）、三日疟原虫（引起三日疟，72小时发作一次）及恶性疟原虫（引起恶性疟，每48小时发作一次或呈弛张热）。
疟原虫生活史可分为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两个阶段，前者在雌性按蚊体内进行，后者在人体内进行。人体内的无性生殖又分原发性红细胞外期（以下简称原发性红外期）、继发性红细胞外期（以下简称继发性红外期）、红细胞内期（以下简称红内期）等阶段。各种抗疟药通过影响疟原虫生活史的不同发育阶段而发挥其抗疟效果。
（1）原发性红外期 受疟原虫感染的按蚊叮咬者，孢子体随其唾液注入人体血液，侵入实质细胞，进行裂殖，经6～12日成熟，形成大量裂殖子，逸出肝细胞并进入红细胞。此期发生在进入红细胞之前，并不发生临床症状，是疟疾的潜伏期。应用对此期有效的药物，如乙氨嘧啶等即有预防作用。
（2）继发性红外期 一部分孢子进入肝细胞后缓慢或暂不发育，称休眠体。休眠体经4～6个月后陆续增殖分裂，成为继发性红外期，是疟疾复发的根源。已知恶性疟原虫和三日疟原虫无此期，用氯喹、奎宁等治疗后不再复发；间日疟原虫及蛋形疟原虫有此期，因此常出现复发。伯氨喹、扑疟隆等药能作用于此期，故将它们与氯喹配合应用，可以根治间日疟。
（3）红内期 进入红细胞的裂殖子发育成滋荞体，再变为裂殖体，最后裂殖体成熟释放出大量裂殖子而重新侵入其他红细胞，重复其裂殖增殖。大量裂殖子逸出红细胞时引起疟疾症状发作。能杀灭裂殖体的药物如氯喹、奎宁，可以控制疟疾症状。
红细胞内的裂殖增殖，经3～5代后，由于人体内情况对裂殖子增殖不利，于是部分红细胞内的裂殖子分化为雌雄配子体。当按蚊吸血时，它们即进入蚊体进行有性生殖，最后形成孢子体而引起传播与流行。由于配子体是疟疾流行、传播的根源，因此应用杀灭或抑制配子体的药物，如扑疟喹、伯氨喹、乙氨嘧啶等，可以防止疟疾传播。
近年来，中、南美洲及东南亚地区相继出现具有抗药性的疟原虫株，其中恶性疟原虫抗氯喹株的增多使问题更为严重。疟原虫对氯喹、乙胺嘧啶比较容易产生抗药性，其次是奎宁和伯喹。实验结果表明，耐乙胺嘧啶的疟原虫，其二氢叶酸还原酶大量增加或与乙胺嘧啶的结合力明显降低，使乙胺嘧啶对疟原虫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为防止抗药性现象的产生，临床现提倡联合用药，即联用不同作用点的抗疟药，使疟原虫的不同代谢环节受到药物的干扰。例如联用乙胺嘧啶（或甲氧苄氨嘧啶）和磺胺类（或砜类如氨苯砜），前者抑制二氢叶酸还原酶，后者抑制二氢叶酸合成酶，两者合用，对疟原虫的叶酸代谢产生双重阻断作用，因而使其核酸合成受抑制，细胞核不能分裂繁殖。
抗疟药-1 疟疾
疟疾是世界上流行最广、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的热带寄生虫传染病。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近25亿人生活在疟区，临床病例数达3亿～5亿人，年死亡人数超过300万，其中一半为5岁以下儿童，其中非洲死亡人数占70％。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周期性发生，全球气候的明显变暖，疟疾正以难以想像的高速度蔓延。疟疾的流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防治疟疾成为这些国家消除贫困的主要内容。WHO把遏制疟疾列为21世纪前10年首要的医学问题，并决心每年新增10亿美元防治疟疾。
抗疟药-2 青蒿素的研制
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越南热带丛林疟疾的流行是中、越战士非战斗性减员严重。我国科技工作者经过艰苦努力，终于研制出了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世界抗疟药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研究人员采用国际通用标准对青蒿素栓、青蒿琥酯、蒿甲醚和双氢青蒿素4个一类新药6种制剂进行了严格系统的临床研究，时间长达10年之久。研究证实，青蒿素类药可作为治疗凶险型疟疾的首选药，并证实青蒿素类药对恶性疟配子体有抑制或杀灭作用。目前该类药物已在几个个国家注册成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另外，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青蒿素对肿瘤细胞有神奇的杀伤作用。
抗疟药-3 抗疟药的联合应用
目前尚无一种药物对疟原虫生活史的各个环节都有作用，临床一般采用联合用药。
表-1 抗疟药的临床应用
适用情况 选用药物
各型疟疾 急性发作 氯喹+伯喹
脑型恶性疟 奎宁+青蒿素
耐氯喹恶性疟 奎宁+青蒿素
病因性 预防用药 乙胺嘧啶
休止期 乙胺嘧啶+伯喹
疟疾在古代的情况
我国人民对疟疾的认识甚早，远在殷虚甲骨文中已有“疟”字的记载。传染病在古代医籍中记载最详者首推疟疾。早在《素问》就有《疟论》《刺疟论》等专篇，对疟疾的病因、病机、症状、针灸治法等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讨论。《神农本草经》明确记载常山有治疟的功效。《金匮要略·疟疾脉证并治》篇以蜀漆治疟，并在《内经》的基础上补充了疟母这一病症。其治疟的白虎加桂枝汤和治疟母的鳖甲煎丸，沿用至今。《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首先提出了瘴疟的名称，并最先采用青蒿治疟。《诸病源候论·间日疟候》明确提出间白疟的病证名称，在《劳疟候》里补充了劳疟这一证候。《千金要方》除制订以常山、蜀漆为主的截疟诸方外，还用马鞭草治疟。《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疟病不内外因证治》指明了疫疟的特点：“一岁之间，长幼相若，或染时行，变成寒热，名曰疫疟”。《脉因症治·疟》提出了传染的概念。《证治要诀》将疟疾与其他表现往来寒热的疾病作了鉴别。《证治准绳·疟》对疟疾的易感性、免疫力及南北地域的差异，有所记载。《景岳全书·疟疾》进一步肯定疟疾因感受疟邪所致，并非痰、食引起。《症因脉治·疟疾总论》对瘴疟的症状及病机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并将间二日而发之疟疾称为三日疟。《疟疾论》将三日疟称为三阴疟，指出其特点是患病时间较长，病情相对较轻，“无骤死之理”。
古代中国人如何防范疟疾的
疟疾在中国称打摆子、脾寒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疟”为“热寒休作，从疒，从虐，虐亦声”。“虐”的释义为“残（暴）也”。汉代人已认识到疟疾周期性发热发烧等症状。战国末年，《黄帝内经》中的《疟论篇》和《刺疟论》已有疟疾病因、病机、症状、针灸治法的记载。汉代《金匮要略》对疟疾的因、证、脉、治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隋代《诸病源候论》指出瘴疟多发于岭南山瘴之地，由瘴毒引起。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明确了疟疾病是感受疟邪所致。中医认为疟疾是因感受疟邪、瘴毒而起。由此看来，中医所说的疟疾与现代西医所说的由按蚊传播、因疟原虫作祟的疟疾颇有区别。在临床治疗上，据公元1—2世纪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记载，已使用植物中草药常山：“常山味苦寒，主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已有用黄花蒿的治疟病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