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的人都是什么人
只要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读。
读《资治通鉴》三遍以上的人，怎么评价他们
《资治通鉴》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至今为止我国最大的一般编年史，贯古通今，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姬午前403年，下迄周朝显得959年，包含了1362年的历史文学，约300万字。泱泱华夏千年历史，史书之长历任王储不可能读得完，所以司马光将历时中的经验总结编纂进献给皇帝，公其借鉴。以分析历史角度讲述历代贤君明主治国待臣之道，言简意深。书中精湛之处比比皆是，让人拍案叫绝。
借古讽今，借故说今将历史事件作为实例向君王讲述治国之道，例如楚汉之争，作为象棋的起源，从而为千秋百代提供了治国平天下的战略倚策。刘邦项羽的斗智斗勇，张良韩信的英勇谋略。《通鉴》中记录刘邦虽少，人物的丰满度足以令读者明确。对比手法的运用更是锦上添花。刘邦为人的豁达易交;更反映了项羽的多疑，优柔寡断，他的心胸狭隘直接导致了他的败北。《资治通鉴》中详细的描述了垓下之战，项羽战败之后并未轻言放弃，反而镇定自若，一改原先的多猜忌，偏听偏信，充分地表达了英雄末路之时的悲壮景象，当然这种折回之笔在《通鉴》中经常见到。在楚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刘邦与韩信、彭越等大将之间的君臣关系出现了丝丝的裂痕，这也最后导致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
巫蛊之祸，也叫戾太子事件，戾太子原名刘据，汉武帝嫡长子，卫皇后所生，武帝朝前期，卫家显赫一时，皇后受宠，刘据地位稳定，后因卫家衰败后继乏人，曾经显赫的卫家光芒渐渐衰退。武帝子嗣原来越多，太子天生性格温纯，和汉武帝性格大异。武帝晚年遭遇一次朋党之争，自然波及到了卫氏一族与附属国人直接的正面冲突，刘据作为事件的牺牲品，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宫下!司马光在本章的最后对当朝天子提出劝诫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借故解今的意味不言而喻。
资治通鉴适合什么人看
什么人都可以看,看个人兴趣了,但偏向于从政的人看,本来《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编修给皇帝看的,现在已不是皇权社会了,但还是比较适合从政的人看.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平常人看真起来可能会觉得索然无味.
《资治通鉴》是谁写的？
《资治通鉴》主编和主要执笔人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于君主为仁,做了具体的解说;对于君主的施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作为历代帝王的必修参考书.在民主年代可以做研究帝王思想的依据,也是商人和军事家以及一切领导者不得不潜心修习的好材料.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司马光《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