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传统史学文化
一、史家情怀：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关心未来，关心人类社会的历史前途。中国先民对于过往与未来的关系，很早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即“彰往而察来”（《易·系辞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司马迁著《史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了“述往事，思来者”的撰述宗旨，即叙述过去的史事是为了使将来的人读其书而有所思。《汉书·司马迁传》颜注谓：“令将来之人，见己志也。”是深得太史公之意的。司马迁之志是什么呢？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所得，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所得。这正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伟大之处（以上引司马迁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多识前古，贻鉴前来”（唐高祖《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唐大诏令集》卷81），成为史家的共识和史学之一个基本任务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永久的伴侣。
二、历史智慧。史学伴随着社会历史进步而发展，同时也为这一进步而发挥巨大的作用。唐太宗强调史学有大用，说过“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修晋书诏》，《唐大诏令集》卷81）。这可能较多的着眼于政治。刘知几从“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出发，指出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王夫之论史学的重要，则包含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和人们思想的熏陶和做人的准则（见《读通鉴论·叙论四》）。龚自珍进而提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尊史》，见《龚定庵全集类编》卷5）他说的“道”，偏重于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上升为历史智慧。这里，实际包含了“史”与“道”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史”指具体的史事，“道”指法则和规律。人们认识了丰富的史事，即可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人们要想掌握这个法则，就首先要学习和研究历史。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史学上所一再讨论的“时”、“势”、“理”、“道”，都具有探索法则和规律的意义，都闪耀着智慧之光。从比较具体的层面看，不论是关于自然的认识如天文、地理、生产活动等，还是关于社会的认识如民为邦本、治国安民、法制、教化、移风易俗等，都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水平、实践能力相对待而言的；但是，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一样，而任何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智慧的启迪。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历史智慧之光在未来的社会里仍将放射出灿烂的光华。
三、人本思想。西周末年，“天命”观念开始动摇，春秋以后，人本思想不断发展。史学家们一方面探讨天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探讨人与时势的关系。司马迁正是在这两个领域的探讨中，真正找到了或者说发现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位置。他在《史记》的撰述中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并从三个层面作出说明：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面，是记“扶义倜傥，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在具体表述上，司马迁从以下几个方面写出了人的活动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一是描述了以人事为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二是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三是指出了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强调了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五是关注普通的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等等。司马迁关于人在历史进程中之作用的认识与记述，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人本思想的萌芽和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人自己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一书是历史之成为人的历史、史学之成为史家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的标志，开启了中国史学的人本思想的传统，从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集中地反映在历代所修的以人物为中心之综合体史书的长期积累上，众多优秀历史人物的感召、激励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在讨论着人类所面临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即知识经济。对此，尽管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但在基本点是有共识的，即高技术产业——知识（智力）——人。关键是人才，人的素质，人的“充分知识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强调“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时代”①。有的研究者还指出，联合国系统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基本知识要求，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而在第六个方面中即包含有“本国历史”知识和“科技史”知识（参见吴季松《知识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62—163页）。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确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到当今人在知识经济中的位置的预测，历史经过无数个螺旋式的前进轨迹，再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实践提到了最显著的和最重要日程之一。
在未来社会里，传统史学中的人本思想的优良传统，必将在同现实社会结合的基础上，给予人们以新的启示。
①以上参考姜岩《知识经济时代来临》，1998年3月18日《深圳特区报》；韩庆祥《知识经济与人的发展》，1998年8月7日《光明日报》；吴季松《论“知识经济”》，1998年2月27日《光明日报》。
中国的神话传说“精卫填海”阐发其哲学意蕴
与愚公移山一样，不屈不挠的改天换地的斗争精神，哲学上，叫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历史的传承也是文化的传承。由于中国的史官制度，任用文学修养极高，使命感，原则性很强的文官，使中国的历史记录格外详尽，客观，而且充满见地，文学可读性很强，于是很多历史事件同时也是文学美文，加之中国的学士有读书读史的习惯，并将之发扬补充。许多历史上的精神，文明都在一代代学士读史中传承。可以说中国悠久的文化就是在悠久的历史中这样积累下来的。中国的史学在中国的不论是历史学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极其突出的。
万斯同"布衣修史"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化理念是( ) ？
万斯同"布衣修史"反映出中国传统史学的文化理念是国亡史存，万斯同一生不慕荣利，见人惟以读书励名节相切磋。态度谦恭，与人交往都自称“布衣万斯同”。但京中上至王公下至学子，无不尊称他“万先生”。他在京多次讲学，贯穿古今史实，评论中肯。
清初著名学者李光地，品评人才相当苛严，对万斯同却极为赞赏。他说，平生所见，不过数子，如顾宁人（炎武）、万季野、阎百诗“真足以备石渠顾问之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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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参与编撰了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成为著名史学家，但他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
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万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