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竹楼记表达了作者怎样的生活态度？
作者借谪居之乐，抒写屡遭贬谪的不满之情。这种宦途失意、寄情山水的情怀，在封建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明作者甘居清苦、鄙夷声色的高尚情怀。继而写奔走不暇，眷恋竹楼之意。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表现了作者怎样的生活态度
王禹偁于竹楼赏月之际，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文章，文中极力渲染谪居之乐，把省工廉价的竹楼描绘得幽趣盎然，含蓄地表现出一种愤懑不平的心情，表达了他遭贬之后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和居陋自持的情操志趣。
描写在竹楼之中一年四季的生活情趣,表达了他无意于功名，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黄州安国寺记》中苏轼的心情如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中进士，嘉佑六年(1061)中制科。神宗熙宁间通判杭州，历任知密(今山东诸城)徐(今江苏)、湖(今浙江)等州。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文学家，一生三次被贬，他戏剧性的人生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最终由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
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却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在他逝世不久前，曾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平生受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59岁时被贬惠州，62岁时被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可以说苏轼的后半生几乎处于政治的低谷当中。而被贬黄州是苏轼平生所遭受的第一次迫害。对于我们这位伟大的中国超一流的大文豪，他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我们就一同来探讨一下，苏轼的黄州心态。
一、被贬缘由
在被贬黄州前，他科考得意，佥判凤翔、直史馆、通判杭州，历知密、徐、湖三州;神宗元丰二年(1079)8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作了一些讥刺朝政的诗文，但恰恰让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想利用这一“把柄”置苏轼于死地。如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有四大罪状：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暮”;二是“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是“言伪而辨，行为而坚”，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恕已不用”。监察史里行舒亶攻击苏轼“包藏祸心，恕望皇上，讪谤谩骂，无人臣之节。”何正臣更要求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苏轼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文人对政治不满，随意发的几句牢骚，竟会召来如此残痛的灾祸。幸亏有很多正义的大臣大力援救。就连苏轼反对变法的人王安石也出来替他说话，王安石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皇帝爱惜苏轼的才，本来也没有杀苏轼的意思，就以“以公一言而决”，把苏轼贬到黄州。就这样，苏轼带着遗憾和心酸走向了黄州。
二、初到黄州的复杂心态
苏轼被贬到黄州之初，对神宗免他一死，仍然抱有一丝感激之情。在对感激的同时，又对自己的无端蒙冤，感到不平。苏轼初到黄州便写下了《到黄州谢表》，他文中写到：“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祗服训辞，唯知感涕。中谢。”文中确实表现了苏轼对神宗免其一死的无限感激。在文中，苏轼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思考，他写到：“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这里确实有苏轼检讨自己“用意过当”“叛违义理”的意思，可其中更多的是包含着苏轼对自己无端蒙冤的无奈之情，可事到如今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用一句“茫如醉梦之中”来表现自己内心的复杂心态和无奈之感。
然而，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他总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不可能因此而消沉下去，苏轼到黄州不久便寓居定惠院。在那里苏轼由一株海棠而作了一首《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这是苏轼平生最得意的诗，每每写以赠人。据《王直方诗话》记载，苏轼曾说：“吾平生最得意诗也”。苏轼在诗中以海棠自喻，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内心感受，如：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苏轼通过写黄州的恶劣的环境，来衬托“名花”即诗人自己“苦幽独”。而用“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来表现自己的超凡脱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脱。又以：“陋帮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表面说：像黄州这样荒僻闭塞的地方是不会自己长出这样的名花，大概是好事者从蜀中移植来的。而实际上是对自己被贬黄州的不解，和对“好事者”的痛斥。虽然，苏轼在努力寻求一种解脱，可从苏轼的文章和诗来看，始终还是没有走出被贬的痛苦阴影。
三、“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自我超脱
苏轼被贬黄州孤独凄凉，然而对于像苏轼这样文人来讲，他始终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为了寻求超脱苏轼想过出家当和尚，可苏轼在黄州时未脱罪籍，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在《与圆通禅师》中说：“未脱罪籍，身非我有，无缘顶谒山门。”蒙冤被贬对苏轼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打击了，可是被贬的苏轼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丧失了，对苏轼而言确实有太多的辛酸和无奈。苏轼只好以“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的禅道思想来寻求超脱。
1082年三月，苏轼外出途中偶遇下雨有感而发，作了一首《定风波》，借雨抒情，将自己面对人生风雨的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莫听空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仗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上片写大雨骤降，按常理本该是寻求避雨之处才是，可苏轼却置若惘然，独自在雨中吹着口哨悠然徐行。表现出苏轼对待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已经毫不在意了。政治上的打击也无奈苏轼何。
下片写刚才带酒冒雨而行，虽衣裳尽湿而并不觉冷，现在雨停风起，开始感到微微凉意。而山头的夕阳又送来些许温暖，似乎是来迎接我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委婉地表达了苏轼对自己平生经历的官场风波的反思和感悟。最后以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情”表达自己当时的想法。意思是说，刚才遇雨时，我没有盼晴，也不认为风雨有什么不好，现在天虽晴了，喜悦之情也淡得近乎没有。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对政治上的升沉荣辱淡然置之了。
这首词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苏轼的归隐之心。而在元丰五年(1082)著，他所作的《江城子》就更强烈地表现出苏轼的归隐之心：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
苏轼说自己在醉梦中恍惚觉得自己的前生是陶渊明，认为自己和陶渊明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佛教轮回的观点来隐曲地表达自己强烈的归隐之心。
然而，不管是“吟啸徐行”还是“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或多或少的都包含着一些痛苦和无奈。
在我看来苏轼真正的自我超脱应该是在游赤鼻矶之后。元丰五年(1082)七月苏轼游赤壁，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以怀古为主，语言豪放，笔力雄健，气势磅礴，给人一种大气，豪迈之感。最后以一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结语，告诉自己：“人生像梦一样虚幻，什么也不用想了，还是喝酒吧。”至此，诗人终于以一种“物我相忘”的超脱代替了先前的痛苦。
四、诰令传来，百感交集
元丰七年(1084)三月传来诰令，令苏轼量移汝州。所谓量移是指对被贬在外的官员由远处向近处调动。量移往往是结束贬谪，准备重新起用的信号。(人民日报出版社《唐宋八大家文集·苏轼文》310页 郭预衡主编)
苏轼在黄州整整呆了四年孤苦凄凉的生活，使苏轼受尽了磨难。而今，诰令传来，苏轼除了感激涕零之外，还有许多的感情顿时涌上心头，可谓百感交集。
苏轼接到诰令后，作了一篇《谢量移汝州表》，文中反映了苏轼的某些情感。“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诰命，特授臣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者。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恩实出再生。祗服训词，惟知感涕。”表现出苏轼对朝廷“不终弃”的无限感激。又以“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惟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以为死;”来表达自己在黄州的凄凉生活与孤寂心境。委婉地发泄了蒙冤被贬对自己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苏轼在黄州四年之久。自然也对黄州的山水故人充满深厚感情。元丰七年(1084)四月一日，苏轼离开黄州，在赠李仲览的《满庭芳》中，表达了自己对黄州的感情——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往来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苏东坡离别黄州时心情极不平静。有对自己生命的感慨，如：“半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也有对朋友聚会饮宴的眷恋，如：“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还有对黄州的一丝留恋之情，如：“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苏轼将所有的情感，都化作优美的诗文，留在了黄州。
苏轼走了，带着对往事的追忆，对未来的茫然走向了汝州。可他黄时的所有心酸与无奈却深深的沉淀在了黄州那片令他一生难忘的土地上。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黄州快哉亭记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怀
作者借物抒怀，本意并不在提倡士人远离尘世、自寻其乐，而在以旷达之情来慰藉不得意的士人，希望他们能胸中坦然，生于世而无往不自得，表达了自己超然物外，“不以物而伤性”的人生态度，同时也应注意到，作者的快意之情中含有不平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