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以什么为主食
早期是黍、粟、稻，后来引进了麦
黍：中国人最早的主食
对上古时期的东亚地区而言，最重要的作物有三种。
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作物是黍，也就是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糜子。
黍的祖先是哪种野草至今尚未有定论。类似黍的野草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
距今9000年到7000年左右，位于黄河中游两岸，今天河南以及河北的华夏人群先祖开始人工种植黍。这是农业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北方。而靠着种植黍提供的稳定食物来源，这批人成了北方最早开始由采集狩猎社会转型为定居农业社会的人。在随后的数百年时间里，种植黍的范围逐渐扩大，东边沿着黄河扩散到下游，今天的山东一带，西面则溯河而上，沿黄河以及渭河进入关中盆地，直达甘肃东南部。
作为现代农作物，黍存在严重的缺点，不但产量较低，而且即便在水肥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也难以增产。但是在干旱贫瘠的土壤中，黍仍然能维持较为稳定的产量。生长期短暂的黍几乎是最为省水的谷物，且抗病能力极强。对于农业技术刚刚起步中国北方先民而言，驯化黍的意义非凡。
这些沿着渭河和黄河的黍农奠定了日后的华夏文明基础。黍作为中国北方主食的历史出持续了数千年。东周时期，路过已经化为废墟的宗周的西周遗民仍然在《诗经·王风·黍离》中发出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哀叹。
粟：狗尾巴草的大作用
然而，黍也不是没有对手的。《黍离》中已经提到了另一种作物——稷的存在。它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和黍同样重要。
粟的驯化比黍要稍迟一些。农业刚刚起步时，北中国正经历一段气候干燥而寒冷的时期。虽然粟和黍都是旱地作物，但粟的抗旱能力跟耐贫瘠土壤能力和黍仍不可同日而语。黍在年平均气温6-10度，降水量350-450毫米的环境下生长最好。而粟则更喜欢年平均气温8-10度，降水量450-550毫米的环境。随着气候逐渐转向暖湿，粟从华北平原东部较温湿的地方开始向西扩散。
一旦种粟变为可行，它相对黍而言产量稍高的优点就变得非常重要。更高的产量意味着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支撑规模更加大的聚落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长期种植黍、粟农业，终于使得华夏先民在东亚众多人群中成为率先脱颖而出，进入文明时代的族群。
华夏人对粟的重要性有极其充分的认识。粟在先秦也称为稷。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后稷。此处的“后”是上古华夏人对首领的称呼。追寻先祖到后稷充分说明周人对粟的重视程度。后来“稷”更是国家代名词“社稷”的重要组成部分，稷乃是建立国家的基础。
稻：中国农民给世界的礼物
在同期的中国南方，也有一群人在另外一种作物的支持下快步迈向文明时代。这种作物也是东亚起源的三种主要禾本科作物中唯一一种至今仍维持中国人主要口粮来源地位的。
中国百分之三十的耕地用于种植水稻，全国一半以上人口的主食是大米。东北和南方一样吃米为主不必说，就算华北地区，历史上也大量依靠南方北运的稻米解决粮食问题，说稻是中国的第一粮食作物不为过。而稻的驯化正是起自中国。
当今，野生稻生长于中国南方的福建、湖南、江西、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尤以两广和海南为多。
野生稻在哪里被驯化为栽培稻有三种说法，一说长江中下游，一说华南，一说云贵高原。这三块区域都发现了栽培稻的植物化石，而且在上古时期均有野生稻分布。以栽培稻化石证据的丰富程度来看，长江中下游地区似乎是首先驯化稻的地区。但是对栽培稻的基因研究显示，中国栽培稻细胞器的基因单倍型和华南地区的野生稻最为接近，最可能的驯化地点在珠江下游。
同野生粟一样，野生稻的籽粒在成熟后也会自动脱落。从公元前一万年开始，中国南方的先民就开始收集野生稻的种子以作为食物。这种潜力巨大的植物很快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中国南方的居民很快开始了人工种植稻的尝试。
野生稻的种种不便收集食用的特征逐渐在驯化的过程中被改良，野生稻未成熟时张开的穗变得闭合，芒也缩短消失，籽粒颜色则由深色变为白色。经历这些改变之后的栽培稻成为南方无可替代的主要粮食作物。
周朝开始，中原地区的华夏人群和西域的原始印欧人群分别扩张。双方的交流下，一种起源于两河流域（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作物传入中国。这种作物在其后两千年里逐步取代了粟和黍的地位，更在宋朝以后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华夏人将新作物命名为“麦”。无论从上古字形和上古汉语的读音来看，“麦”都和“来”是相通的。给这种新的作物起名为“麦”暗示着其西方来源。
关于汉朝的饮食特点.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同一时期，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
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
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
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春秋战国西汉古代饮食
中国古代北方文明的先期发展与农业生产的领先地位，决定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基本上是以北方饮食礼俗、习惯为基础而形成的。以北方饮食文化为主体的中华饮食文化在古代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成为文明时代的重要行为规范。后世南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虽超越北方，但在饮食文化传统方面也只具丰富完善、扬弃继承之功，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中华传统饮食文化。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1），食礼是一切礼仪制度的基础。北方地区长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文明初期的相关饮食礼俗与规定大多是首先在这一地区产生形成的。带有浓郁流民习气的汉高祖刘邦在即位后曾遇到“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的混乱局面。赖叔孙通“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以成朝仪礼法。“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乃“知为皇帝之贵也”（2）。叔孙通所参考的古礼秦仪，包括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饮食礼仪。《洪范》八政以食为先的思想以及《周礼》、《仪礼》、《礼记》中有关饮食的规定与要求，因被奉为经典而为后世所遵从。先秦诸子学说虽异，然同受农业母体文化之滋养，都不同程度地重视或关心食事。老子有“治大国若烹小鲜”(3）的名言，说明他精熟饮食理论。“治身养性者，节寝处，适饮食”(4），明确提到饮食对人的修养的重要作用。墨家以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劳不得息为“三患”，提倡“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节俭理论。注重礼仪礼教、讲究艺术卫生是儒家食教的重要内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饮食思想与观念构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核心。
中国在很早就出现了饮食生活方面的专题著作，这些饮馔类文献称为食经。《汉书·艺文志》记有《神农食经》七卷；《隋书·经籍志》记有相关食经十二种，七十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记食经类著作五种，一百六十二卷。这些论著大致能反映先秦至魏晋南北朝间饮食文献情形。遗憾的是这些可贵的文献大多已经散佚。《齐民要术》第八、九两卷为现今所见隋唐以前最完整最有价值的烹饪著作，约占全书2％的篇幅，徵引《食经》、《食次》等文献达144条之多。《食经》作者可能是崔浩，为河北清河名族；《食次》撰者无考，有人认为乃《食馔次第法》省称。由《要术》徵的引内容考索，《食次》亦为北地食馔之法。贾思勰，山东益都人，曾任北魏高阳太守。从“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判断，《要术》所载耕农、醯醢之事，当多为贾氏家乡或任官之地的情形。唐以前饮馔著作基本上出现在黄河流域，或能反映北方饮食文化的历史地位。
日本著名食物史专家蓧田统先生曾撰《近世食经考》一文，他认为“宋代与前代比较，汉人的势力明显的向南方扩展。但在日常的饮食生活方面，大体上仍然是唐代的延续”(5），近世化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地反应到厨房里面。南方饮食文化发展，大致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同步。尤其是宋室南渡，促进了京菜(河南菜)与江浙菜之融汇。至明清时期南方饮食文化反而后来居上超过了北方。
二、麦作发展与面食特色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粟、稻起源中心，自新石器时代即显现出北粟南稻的农业格局。粟、稻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或饭或粥基本上都是以“粒食”(6）为主。故南方与北方在农业类型虽有水、旱作之差异，但在主食餐饮方式上并无多大不同。北南餐饮方式的分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北方麦类作物的发展相关。麦类作物，一般认为起源于西亚。大约商周时期出现“告麦”、“登麦”祭礼，《诗·周颂·思文》有“贻我来牟”，被认为是天降嘉种。小麦种皮坚硬，“粒食”品质不佳，至汉时董仲舒仍谓“关中俗不好种麦”。随着粮食加工方法尤其是大型石磨的出现，出现了有别有“粒食”的小麦面食技术，小麦的食用品质大大改善。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历程，黄河中下游流域是宿麦的最佳适生区之一。中国北方地区随着麦作的发展而逐渐过渡到以面食为主，而南方受气候条件限制，或有“种麦则苗而不实”（7）者。宋清间江南麦作有了很大发展，但稻麦田的水旱转换涉及复杂的工序与技术，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由于麦类作物对稻米生产仅起辅助作用．故南方依旧保持了稻米的“粒食”传统。
北方地区的饮食文化有什么？
一、 总体差异 【南米北面】
我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同。南方人爱米饭，北方人喜面食，其实这与南北方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同有关。我国南方的气候高温多雨、耕地多以水田为主，所以当地的农民因地制宜种植生长习性喜高温多雨的水稻。而我国北方降水较少，气温较低，耕地多为旱地，适合喜干耐寒的小麦生长。所谓“种啥吃啥”，长此以往，便养成了南米北面的饮食习惯。
【南甜北咸】
长期以来，我国北方人形成爱吃咸食的习惯，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口重”。我国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和多雨，气温年较差大，在过去，即使少量的蔬菜也难以过冬，同时又不舍得一时“挥霍”掉，北方人便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这样一来，北方大多数人也养成了吃咸的习惯。 人说苏州菜甜，其实与无锡的相比，苏州菜不过是淡。无锡炒鳝糊放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对北方人讲，根本没法吃。广东、浙江、云南等地居民也大多爱吃甜食。南方多雨，光热条件好，盛产甘蔗，比起北方来，蔬菜更是一年几茬。南方人被糖类“包围”，自然也就养成了吃甜的习惯。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糖用甜菜现在主要分布在40°N以北地区，而在我国古代没有甜菜，北方居民只好以“咸”代“甜”来调剂口味了。虽说北方现在不缺“糖”，但口味一旦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延续，这种咸甜相对的趋势会减弱的。
二、 不同角度
从菜系来看，南方菜系优势明显、有广东的粤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江浙的杭帮菜等。而北方却几乎没有独立的菜系，当然东北的菜还是颇有特色。总体特点是南方饮食讲究的是精细，而北方体现的是粗犷。
从菜量来看，南方多数是小而精。北方是多而粗，南方一年四季蔬菜丰富，北方到了冬季就数大白菜最多，要不就是大棚的蔬菜，但是品种相对还是少了些。尤其在农村可能差别更大。
从喝汤来看南北迥异：南方人喝汤是作为一个菜上桌的，更多的是在夏季天气炎热喝汤，广州、福建一带在饭前、饮酒前喝汤，尤其广州人堡汤是出了名的。而北方人一年四季都喝汤，但是汤是在饭后喝，一般不是作为一道菜上桌，而且主要在冬季喝汤，觉得热乎、暖和。
三、 南北方春节食物差异
南方北方春节饮食风俗的差异.虽然中国早就大一统，饮食风俗，还是有地域性的。正如“南米北面”、“南糕北饼”、“南甜北咸”之类演绎，说南有年糕、北有饺子，不能算错吧。尤其过大年之际，它们都是象征意味浓郁的符号化食品，堪称餐桌上的吉祥的经典。
南有年糕，北有饺子。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作为节庆的传统，年糕与饺子，各占半壁江山。大抵是南方人习惯吃年糕，北方人更讲究吃饺子。年糕也渗透到北方，但比较单调，只有南方人才能将其做出众多的花样。至于饺子，很明显属于北方的产物，南方也开饺子馆，一般都要打出“北方水饺”的幌子，以示正宗。这犹如某些店铺强调“手工饺子”，与流水线上生产的“机器饺子”相区别。古典的食物，制作方法愈原始愈好，仿佛这样才能保持原汁原味。在江南一带，卖年糕，包装纸上也常印有“水磨年糕”的字样。
年糕的名字起得好，喻示着“年年高升”。似乎多念叨几遍，以诚则灵。不仅听起来顺耳，吃起来，味道也不赖。唇齿之间，能咀嚼出南方稻米天然的醇香。而且因其黏性大，口感独特。江浙人家，大年三十晚上总要在八仙桌上摆一盘年糕，作为供品。
四、同种食物不同吃法
炖汤
南方人所谓的煲汤和我们北方的炖汤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炖汤炖到肉和菜都熟了就好，汤和肉一起吃。而南方煲汤一定要小火煲很久，甚至一个下午的时间，要把所有精髓都炖到汤里，然后喝汤就好。排骨炖玉米，只吃玉米和喝汤，排骨基本扔掉了，那些排骨是柴骨，没营养了。
北方人把汤当作一道菜，而南方人把汤当滋补品。
粽子
北方的粽子都是甜的，会沾着白糖吃。也有放一些红枣、豆沙、枣泥等等材料，无论放什么味道都离不开甜的。
而南方的粽子大部分是咸的，而且油非常大。
茶
南方人喝茶很讲究，他们是真正的品茶。他们讲究喝茶要喝清明刚过时采的茶。而且几乎每家都有泡茶的茶具，讲究的是茶道，泡茶的步骤都有次序。
而北方人喝茶很简单，把茶叶放在杯子里，然后倒入开水泡开就可以喝了，这也看出北方人豪爽的性格。
南人的菜肴，多以精致细微见长，并格外讲究情致，最大的特点就是选料讲究。也许是因为南方山水清秀、色彩丰富的缘故，南人的美学理念也多以柔和淡雅见长。南方的菜肴自然也打上这鲜明的地域烙印，不但色香味俱全，而且盛放的器具花色、菜盘的细节装饰，然也包括就餐的环境，格外讲究，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
如今国内各大城市内稍有档次的中餐馆，
大多装潢都是南方风格，便是明证。就烹饪方法来讲，无论是烤、是焖、是蒸、是炖，还是炙、是熘、是炒、是拌，南人都有一套繁杂而讲究的程序，追求的是个鲜、嫩、香、滑，以求满足味蕾的各类微妙体验。
北人的菜肴，则以色艳味重取胜，最大特点就是就地取材，讲究火候。
北方作菜的原料没有南方的种类丰富，也没有太多花样，可便是极其普通的东西，北方的厨师也能做出与众不同的味道来。